本报足球评论员 王晓瑞
自10月份首轮中超1比0爆冷战胜成都蓉城、延缓冠军归属后，津门虎实际上已保级在望。而拜各种巧合所赐，自七八月连克深圳、申花、海牛和玉昆后，他们又一次打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四连胜，风头一时无二。
当下，足球圈充斥着对于津门虎玄学的探讨。比如二次转会无一笔引援、于根伟被禁赛期间的惊天起势，包括谢蒂内如段誉初学六脉神剑时灵时不灵的射术，以上种种，都很难用理性与科学解释。包括上半赛季某些场次，津门虎曾频繁坐镇泰达球场痛失好局，却接连做客破玉昆、胜国安、平海港，更加让人不可思议。
诚然在津门虎队史上，如本赛季般后程发力的胜利大逃亡不在少数，但必须承认的是，无论是13年前负6分起步、通杀BIG4的惊险上岸，还是2015、2018直至收官的死里逃生，外部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就是“砸钱”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追加投入、疯狂买人、重奖悬赏，当这些非常手段叠加在一起，映衬在金元足球背景下，其刺激作用不言而喻。但现在是后金元时代，况且天津队也没太多钱，否则的话，也就不至于去年错失了叶楚贵，今年租不起刘彬彬。
有人说，恰恰是因为花不起钱，让天津队早早居安思危，更下功夫狠抓精神文明，并练就一股打不垮的铁血，但这种解释也颇为牵强。其实，本赛季踢到今天，有一条脉络是非常清晰，且在第二次4连胜后呈现得更为明显，即树立于根伟为绝对核心。
多年来，这也成为很多人批评乃至抨击于根伟的论据：既是主教练又是总经理，既做执行又要管理，这种看似“高度集权”的模式，与现代企业管理规范相悖。特别是今年7月俱乐部与其续约之际，有人以此发问：是于根伟自己给自己签署新合同吗？
可所谓的“高度集权”，放眼中国足坛，反而是最为欠缺也是最值得思考的。比如恒大两夺亚冠，里皮、斯科拉里的主教练全权负责制起到关键作用。还有6年前奥拉罗尤带领苏宁问鼎中超，也与联赛第二阶段集团、俱乐部高层提前“跑路”、不管不问有着很大关系。多年以来，很多中超大俱乐部之所以大投入换不来大产出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内部多方势力盘根错节，或是管理者频繁干预执行者。但这些现象在今天的津门虎根本就不存在，相反在夏季引援无太多资金时，老于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。既然没钱买人，那就把现有的钱，都分给帐下的子弟兵们，要的就是精诚团结、要的就是同舟共济。
今天，津门虎这套所谓“集权运营”，反而引起很多中超兄弟队的关注。这里需要交代一个事实，即在2021年津门虎新创之初，就在俱乐部之上设有一个足球工作小组。于根伟作为俱乐部总经理虽是成员之一，但在很多重大事宜、重大决策的处理中，也需要接受其他成员乃至更高层的监管与审批。换句话说，于根伟并没有100%绝对拍板权。在大方向和大战略制定上，体育系统乃至更高层领导的意见更具有指向性。
于根伟拥有话事权和建议权等，但天津足球圈都清楚，小到拉练、引援，大到资金调控、目标规划，老于还得听上面的意见。包括每年俱乐部的预算融资，所谓的六家国企也都是把钱凑好后，一并注入一个由工作小组管理的市属账户，然后由俱乐部申请调配、使用或调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投资方只负责投资、不参与决策和管理；工作小组则制定大方向并决策各种审批；于根伟则作为足球专业人，专注俱乐部和一线队建设。
所以，所谓的“高度集权”说法是片面的，相反更像是“三权分立”。一家南方俱乐部老板曾对记者感言，这是一个值得思考、提倡和学习的范本。特别是目前国企、民企混合所有制俱乐部越来越多，如何良好地平衡各股东关系，并保证运营效率和足球事务的专业性，天津津门虎的这套“分权+垂直化运营+专业人做专业事”的模式，足以值得整个联赛学习并借鉴。毕竟它可以在制度和模式上，最大限度地规避掉很多问题，而这正是天津队提到的“团结”之根源所在。
当然，于根伟也很争气，从2021到2026，两次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带队保级，说明其业务能力还是具备一定的水准，同时能承受住各种重压与考验。其实就在2024年，老于地位也曾一度微妙，那年天津体育系统、足协高层换届，于根伟不仅需面对上层人事变动可能带来的潜在变化，还不得不提防津门其他足球势力的跃跃欲试。但连续两年夺得第六，于根伟证明了他就是当下这套制度体系的最合适执行者。
